公民**訴訟是指在我國司法實踐中，當事人、法定**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為訴訟**人。本文分析了公民**制度的現狀及該制度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及原因分析。文章是一篇公司法論文范文，主要論述了公民**制度的若干問題及建議。

 　　論文摘要 立法對于公民**制度的嚴格化規定對職業公民**問題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，但同時也過分增加了公民**的阻力、滋生新類型職業公民**、提高了職業公民**的隱蔽性等問題。誠然，公民**應當有所規制，但是這種規制不能違背立法最初制定公民**制度時的本意。本文希望立足當前公民**的現狀，找出問題所在，從而提出一些具有可行性的建議。

　　論文關鍵詞 新民事訴訟法,職業公民**,當事人

　　一直以來，由于職業公民**產生的消極影響，理論界和實務界對于限制公民**制度的呼聲很高。從《民事訴訟法》第58條的修改到省高院《若干意見》的施行，我們也不難看出立法對于公民**制度的態度轉變，即希望通過對公民**的嚴格化規定，來限制職業公民**人 參與到訴訟活動中。實踐中，不可否認，這一改變對職業公民**問題產生了一定的效果，但同時它也帶來了一些新的問題。

　　一、公民**制度的現狀

　　以臨安市人民法院為例，筆者通過統計2012年-2014年公民**案件的數據，并結合司法實踐，了解公民**制度的現實情況。

　　(一)職業公民**案件數量下降，但占比變化不明顯

　　2012年公民**案件數量為587件，2013年為526件，2014年下降到了356件。同時，職業公民**案件數量也呈現了相似的下降過程，2012年職業公民**案件數量為178件，2013年小幅度下降，2014年則顯著下降為99件。但是，另一方面，職業公民**案件數量占公民**案件總數量的比例變化并不明顯。2012年，職業公民**案件占比為30%，2013年反而略微上升到了31.6%，2014年為27%。總體來看就是數量下降明顯，但占比變化不大。

　　(二)職業公民**類型發生變化

　　民訴法修改以前，職業公民**人主要依賴兩種方式生存，一種是許可型，即通過人民法院的許可來成為公民**人，另一種則是推薦型，由有關社會團體或者當事人所在單位進行推薦成為公民**人。 2013年以后產生了虛構勞動關系型職業公民**人，而許可型則徹底消失了。2014年相較于2013年職業公民**類型未發生變化，但是推薦型數量明顯下降，從113件下降到了23件，而虛構勞動關系型則有所增長，從37件增加到了63件。

　　(三)當事人對公民**的要求有抵觸情緒

　　對于大部分當事人來說，他們沒有訴訟經驗，往往根據常識來看待問題。當事人愿意委托，受托人愿意受托，他們相互信任，為什么法院反倒不同意了。例如，在李某訴陳某民間借貸糾紛一案中，李某全家常年在外做生意，因此希望可以委托其多年的好友孫某**訴訟。孫某拿著李某的授權委托書和身份證原件前來起訴，卻因為不符合公民**要求而無法立案。孫某當即不滿，表示銀行取錢這些材料都夠了，怎么我還不是幫李某來領錢這些材料居然不行。還有一些近親屬關系的公民**中，有結婚證、戶口簿或者仍居住在同一社區開證明不難的情況倒還好，若非如此，當事人則難以理解，比如說自己的父親讓他辦件事，他還得證明這是他的父親，關鍵是他該找誰來證明這就是他的父親?

　　(四)產生了“隱形職業公民**”現象

　　當前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職業公民**人，從書面材料來看，他們并不進行公民**，但是私下卻與當事人有**協議，收取**費用，他們會為當事人準備訴訟材料，陪同當事人前來立案，在審理過程中以當事人“親友”的身份坐在旁聽席，示意當事人做出各種決定，更有甚者，當事人幾乎成了傳聲筒。這類“隱形職業公民**人”往往都是一些比較有經驗的職業公民**人，他們利用已經建立的人脈所形成的信任感，或者是一些中介機構的介紹，直接略去**手續，繞過法院門檻，以“隱形”方式，來實現訴訟的**。由于無需任何書面材料，因此這一類人的案件數量我們根本無從統計，但在實踐中卻時常出現。

　　二、公民**制度的若干問題及原因分析

　　首先，也是最關鍵的問題，許多真正需要、也應當被準許進行公民**的當事人被攔在了公民**的門外。例如在王某訴李某、陳某提供勞務者受害責任糾紛一案中，王某系河南人，跟隨其舅舅張某一同來臨安打工，受李某和陳某雇傭在某建筑工地施工。施工過程中，王某不慎摔傷，故起訴李某、陳某要求其賠償各項損失。在該案中，由于原告王某尚未完全康復，而其父母又都遠在河南，故其希望可以委托舅舅張某**訴訟。那么，舅舅張某能否辦理為王某進行公民**的手續呢?首先，張某與王某非近親屬關系，更非系當事人的工作人員，這一項自然不適用。再考慮是否有被推薦的可能，同一單位、同一社會團體的情況不成立，同一社區是否成立則要看張某與王某的戶籍是否在一個社區內。而隨著我國人口流動性的增加，不在同一社區、同一村鎮的親屬比比皆是，這一唯一的可能性對他們來說也并非一定能夠如愿。現實中我們常常會遇到像王某與張某這樣的“尷尬”關系，一方面我們希望能夠盡力幫助他們，為他們提供便利，但另一方面，我們又無奈找不到依據，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。

　　其次，滋生了大量虛構勞動關系的職業公民**人。從職業公民**類型情況表來看，虛構勞動關系型職業公民**從2013年開始逐漸產生，到了2014年幾乎占了所有職業公民**案件總數的64%。這類職業公民**人通過與關系良好的企業串通，偽造勞動合同，虛構勞動關系，假裝企業的工作人員進行公民**。而通常法院對于公民**的材料只進行形式審查，不做實質審查，蒙混過關并非難事。這一手段，材料偽造簡單，違法成本低，使得越來越多的職業公民**人開始依賴這一土壤生存。職業公民**人利用其價格優勢，向企業這一肥沃土壤的逐漸轉移，對于律師行業來說是不可小覷的威脅，對于整個社會的司法進步亦會起到反作用。

　　最后，職業公民**人的隱蔽性越來越強，給法院的審查工作增加了困擾，更有可能會侵害到當事人的合法權益。職業公民**人或披上了完美的合法外套， 登堂入室;或從地上轉為地下，以一種隱形方式存在，他們全然不受任何制度約束，但他們卻幾乎掌握著當事人的全部訴訟利益。由于人民法院受形式審查的限制，即使根據經驗知道他們是職業公民**人，也不能毫無憑據地否定其**資格。至于隱形職業公民**的情況，更是看得見卻管不著。一旦當事人的利益因職業公民**人的過錯受到侵害，而要尋求救濟時，卻未必找得到依據。比如一些職業公民**人在代當事人領取款項后，會無故扣除一些費用，再轉交當事人。當事人發現后去找他們理論時，卻因為毫無任何書面憑證，只能吃個啞巴虧了。

　　產生上述問題有方方面面的原因，主要是：

　　第一，對公民**制度進行了嚴格化的規定增加了當事人公民**的阻力。新民訴法刪除了“經人民法院許可的其他公民”可以擔任公民**人這一情況，也就意味著所有的公民**必須完全符合條文所列的情況，毫無例外。省高院的《若干意見》又再次明確“當事人所在社區、單位以及有關社會團體推薦公民**人的，應當從本社區、單位、社會團體成員中推薦。”一下子，將推薦的范圍大大縮小了。

　　第二，增加了當事人的工作人員這一范圍給職業公民**提供了機會。當事人的工作人員在提供委托書以及可以證明勞動關系的材料之后，便有權作為公民**人**案件。當事人的工作人員雖然在之前的立法中并未明確列舉，但是在司法實踐中，人民法院通常都會允許當事人的工作人員作為公民**人參與訴訟活動，所以說新民訴法其實只是明確了這一群體，而并非新增了一個群體。但現實中，這一明確卻恰好給一些人找到了更好的依據。

　　第三，公民法律意識淡薄。他們對職業公民**和專業訴訟**概念的認識模糊，將職業公民**人理解為律師的情況普遍。另一方面，當事人對訴訟專業性要求高的認識不深，易受眼前的利益驅使，選擇收費相對低的職業公民**，而不考慮長遠的訴訟利益。

　　三、完善公民**制度的建議

　　筆者認為一直以來對于公民**問題的研究都存在一個誤區，即如何通過對公民**制度不斷嚴格化的規定來限制職業公民**人的存在。而這一研究方向最終所產生的效果卻不僅僅是限制了職業公民**人，也給真正需要公民**的當事人增加了困擾。誠然，公民**應當有所規制，但是這種規制不能矯枉過正，從而違背立法最初制定公民**制度時的本意。因此，結合上述問題，筆者認為對于公民**制度的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完善：

　　第一，將當事人的近親屬擴大為親友。由于計劃生育的實施，獨生子女的增多，當事人近親屬范圍內的人數已經大大減少，再加上人口流動性的加大，人們外出工作、旅游等等，使得當事人常常找不到近親屬可以委托。從司法實踐來看，委托近親屬的人群主要有三類：第一類是時間不能，因為工作或者人在外地無法分身(尤其是勞動工資案件中);第二類是身體不能，當事人生病(尤其是交通事故案件中)或者身體殘疾不便于參加訴訟的;第三類是知識不能，現實中確有不少當事人且不說法律知識可能連文化水平都不是太高，以自己的能力水平無法參與訴訟活動的。這三類人往往是打工人員、疾病患者、農民或者殘疾人，如果無法進行公民**而必須委托律師，那么律師費對于他們來說又將是一筆不小的負擔。因此，有必要進一步擴大可以擔任訴訟**人的與當事人有親屬關系的人群，以滿足當事人訴訟的實際需要。

　　第二，發揮人民法院在規制公民**方面的主導作用。按照《若干意見》，雖然法院不再有權限直接許可某些公民有**資格，但對于公民**人提交的證明材料仍有審查的義務。在訴訟過程中，對公民**人可能存在的違反程序、違規行為的，人民法院可依職權及時制止。另外，對公民**人提交的身份證明、推薦材料法院只作形式上的審查，但是對于可能存在職業公民**的情況，可以要求提供進一步的證明材料，比如證明勞動關系的，除了勞動合同外，可以要求提供交納社保的證明;而對于真正需要公民**的情況，在材料上可以稍加放寬，只有委托手續而無相關身份證明、推薦材料的，應當允許庭后補交。

　　第三，完善公民**的釋明引導工作。制定《公民**須知》，將**權限、法律后果、可能產生的訴訟風險、應當遵守的相關規定以及違法**的法律責任告知當事人和公民**人。當事人和公民**人同時在場的，當場釋明簽字;若當事人不在場的，可以直接郵寄給當事人或者電話告知當事人，以確保當事人充分了解公民**的風險，并增加當事人對公民**人的監督。

　　第四，完善登記備案制度，有效落實“黑名單”制度。我省上一次的“黑名單”公示是在2008年，可見該制度一直流于形式。明確列入“黑名單”的標準，加強對職業公民**情況的審查，形成上下級法院聯動審查機制，定期對全省范圍的職業公民**情況進行公示，對職業公民**起到直接遏制的效果。

　　公司法論文發表期刊推薦《時代法學》，本刊是經國家新聞出版總署2003年批準由湖南師范大學主辦，湖南師范大學法學院承辦的國內外公開發行的法學理論刊物，也是湖南省唯一一家法學理論刊物(刊號cn43-1431/D，ISSN1672-769X)。自創辦以來，本刊一直遵循自己的辦刊宗旨，刊登反映國內外法學研究的最新成果，努力研究和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治問題